功效主义与自私的基因 陈嘉映

选自陈嘉映《何为良好生活》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

▌何为功效主义？

反思伦理生活，不妨从功效主义开始。伯纳德·威廉斯说它是“现有伦理理论中最富雄心的”， [1]罗尔斯声称“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占优势的一直是某种形式的功效主义”， [2]金里卡（Will Kymlicka）甚至认为它是“唯一自成体系的道德哲学”。[3]我也许可以加上说，在伦理维度上反思生活，通常会先来到功效主义类型的见解。功效主义的大本营是英国，其理论资源来自休谟、亚当·斯密等重要哲学家。功效主义理论的创建人是边沁，此后在约翰·密尔、西季威克等人那里发展成熟。二十世纪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黑尔等人。

功效主义是utilitarianism的译名，最常见的汉译是功利主义。Utility，用汉语表达，意思是功效、功用、利益、用处、利用。“利”这个词，在汉语论理中颇多贬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教导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功利主义这个中文词平常用时也是贬义的：自私自利，不择手段唯利是图，不讲原则只从功效方面考虑问题。

但这不是utilitarianism的主张，英文utility一词本来不含贬义，偏于中性的效用，utilitarianism更不是鼓吹自私自利。为了不把utilitarianism这个词错当成自私自利主义，我像另一些论者一样，不把它译成“功利主义”而采用“功效主义”这个译名。

功效主义理论是后果论的，什么行为是善好的，要看这个行为带来什么后果。在这一点上，它与道义论相反。道义论注重行为所依的原则和行动者的动机——只要我用心良善，只要我按道德律令做事，我就是道德的，我的行为产生什么后果，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甚至全无所谓。例如，康德主张，不得说谎是一条不易的道德准则，即使我不骗过歹徒会伤及无辜，我也不可说谎。

作为两种相异乃至相反的理论，功效论和道义论各有得失，而在实际生活中，从功效出发和从道义出发则更多是两种不同的态度。从功效出发，多是冷静的，但易失于计较；从道义出发，则多带强烈的感情。如道德义愤，我们也许应当把道德义愤视作一种重要的积极的“道德感情”。

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这差不多就是说，人是自私的。这种人性论古往今来所在多有，中国有杨朱称“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荀子说“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据司马迁观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近代西方哲学家有不少持这种人性观，如爱尔维修的唯物主义、霍布斯的政治学说。人皆自私论仿佛还持有现代科学的认证书，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为这种观念背书，生物学是比经济学更硬的科学，为自私论提供了更硬的支持。

不过，功效主义理论并不停留在这个起点上，依这种理论，最重要的不是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的幸福，而是人类幸福总量。功效何如，要以是否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衡量，为此，一个人很可能要放弃点儿自己的幸福。

这么一来，这种理论不是主张人应当自私自利，反倒是主张利他。这一理论的创始人边沁就是个著名的改革家，推动了多项社会改革，尤其注重改善穷苦人的生存环境。如Homer A. Jack所言，如果能用一个特点来概括功效主义者，那就是“对社会公正的深切关怀”。

▌利己即利他？

功效主义的人性论预设是：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它的结论是：最好的行为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从这个预设似乎很难得到这个结论。边沁大致提供了两种回答。一种回答是，个人之所以会考虑别人，服从社会，是因为不服从就会得到痛苦，例如舆论的谴责乃至法律的惩罚，因此遭受痛苦，这份痛苦和所获的利益两相加减下来，还是以正当的手段获利比较合算。另一种回答是，利己与有利于人类整体这两者实际上是一致的。

陈独秀同样认为自利主义不能只限于个人，而应当“扩而充之”，直扩充到“国家自利，社会自利，人类自利”。张东荪所取的也是同一条思路：“各个人不过以其自身之理想为目标而已。而此各人之理想即有全体目的相应者。”

全体目的怎么来相应各人之理想呢？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是一种机制，但张东荪没往这个方向想。他用同情心为例来说明自己的意思。“同情之情感无异于自我之情感之扩大……自知自己意志与社会意志相合，于是自觉幸福。此种幸福之情感暗中与全体幸福相一致……情感之为自利与利他又同出一源，逐渐知全体之利即为自己之利。”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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