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神经科学:探索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

Empathy Neuroscience:Exploring the Biological Basis of Prosocial Behavior,Altruism,and Morality

作者简介:陈军(1962-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四军医大学疼痛生物医学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西安

原发信息:《学习与探索》第期

内容提要:传统上共情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能力，所以长期以来该领域一直由“共情人类中心论”所统治。结合近十年来动物共情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和共情词源与定义的演化，本文成功地梳理出一条新的“共情生物进化”时空发展线索，并用生物进化的观点重新定义了共情;沿着道德哲学、社会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轨迹，论证了共情是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的生物学基础:提出在“生物-社会心理-脑-行为”的范式下，结合现代神经科学技术去开展共情研究，为共情神经科学的发展开拓了美好前景。

关键词:共情/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道德/神经科学

一、共情的词源与演化

中文“共情”一词有过诸多演变。20世纪30年代，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第一次把英文词empathy引入我国，译为“移情”。后来该词被引入心理学界，常与英文词sympathy混淆使用，衍生出同情、通情、同感、共感、感情移入、神入等词汇。改革开放后，大量港台小说及影视剧作品涌入内地，心理咨询师的出现更使“同理心”一词开始流行。进入21世纪后，《心理学大词典》编委会把这类词统称为“共情”。

从词源上来讲[1-4]，empathy一词是1909年英籍美国学者爱德华·布雷福德·铁钦纳从德文词Einfühlung翻译过来的，在翻译时他采用了古希腊文empatheia，直意是情绪(affection)、激情(passion)和深爱(partiality)等，en指in或at(内在的)，pathos指passion或suffering(激情或痛苦)。其实，此前德国哲学家罗伯特·维舍尔于1873年就创造了德文词Einfühlung用于心理美学，意思是自然美景投射到人的身体而产生的反应。1898年，另一位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西奥多·利普斯把这个德文词进一步引用到心理学，用于描写人与人通过“洞察心灵深处”而达到情感交流。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法的开创者，他深深地理解和把握了Einfühlung的要义并把它引用到精神分析法作为核心理论。再后来，美国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也基于共情的概念提出“以病人为中心的治疗”和“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心理咨询师培养和实践中深受欢迎，其理念也得到广泛传播。

笔者在梳理共情词源和概念演化的过程中注意到，如果把共情与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的起源相关联来考量，还可以得到另一条更有自然科学内涵和社会科学意义的演化线索，即“共情的生物进化”线索[2]。文后图1显示了两条时间演化线索，空白框是从哲学-美学-应用心理学的角度发展而来的经典主流学派，其要义是基于人文主义的“共情人类中心论”。而灰色背景框显示的是笔者梳理出来的从道德哲学-社会心理学-脑神经科学的角度新近兴起的“共情的生物进化”新学说，其要义是在“生物-社会心理-脑-行为学”范式下研究共情的生物进化基础和神经机制(即共情神经科学)，最终来回答亲社会行为、利他主义和道德是从哪里来的，是如何产生的，其科学基础是什么的问题。从这条新线索我们注意到，早在1759年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就论述并提出了“同情或共感”(译自英文sympathy或fellow-feeling，注:当时Einfühlung一词还没有造出来，更没有德译英的empathy一词)是道德的基础。1841年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在《论道德的基础》中也提出同情心、怜悯心(compassionate)是道德的基础。1871年至1872年，英格兰人查尔斯·达尔文在《人类的起源》和《人与动物情绪的表达》中试图从生物进化的证据里寻找道德的起源，提出“同情或共感”是人类和群居动物维持道德的基础。1959年，罗素·邱吉发表第一篇实验研究论文，声称大鼠对受电击同伴有共情反应。①1962年，莱斯和盖纳也声称大鼠有解救同胞的利他行为(altruism)，其学术论文的题目是“Altruism” in the albino rat，②值得注意的是，“利他”(altruism)一词是有“引号”的。据考证，当时动物行为学领域拒绝一切赋予动物以人之情感的实验研究，学术期刊也拒绝接受和发表这类实验论文，在提动物有共情或利他行为时一定要加“引号”，导致共情的动物实验研究进入了长久的休眠期，沉寂了半个世纪无人问津。

我们通常把冷酷无情的反人类分子、叛徒或战争贩子形容为“畜生”，言下之意就是动物不配有任何情感，没有“七情六欲”。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1970年代以来，美国埃默里大学耶基斯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的荷兰籍灵长类动物行为学学者弗兰斯·德瓦尔通过在野外观察黑猩猩和非洲矮脚猿，发现非人灵长类与人相似，也具有共情安慰、帮助和利他行为，也有道德操守，由此提出了共情由低级到高级的“俄罗斯套娃”模型和共情进化假说。进入21世纪后，人脑功能成像技术得到快速发展，使人的共情研究从单纯的社会心理学进入到脑神经科学。2004年，旅英学者塔尼亚·辛格等用功能磁共振(fMRI)成像技术首次证明女被试者在看到男友被刺痛时大脑前扣带回、前岛叶等痛情绪相关脑区激活，而且这些脑区激活的强度与共情指数成正比，这一结果后来被广泛证明，证实脑内存在一个介导共情行为的“神经网络”[5]。很快，动物共情研究也开启了新时代。2006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心理系杰弗里·莫格尔实验室报道两只有痛苦的熟悉小鼠交流后可以相互增强痛反应(痛传染)，但陌生小鼠之间没有此现象，声称这种疼痛的社会调节作用可能是共情的实验证据[6]。2014年，笔者实验室报道了一只无痛经验的大鼠与有痛苦的熟悉的“笼友”交流30分钟后，其对痛刺激更敏感(痛阈下降、痛反应增强)，但陌生大鼠之间则没有此现象，后来还证明交流期间无痛经历大鼠对有痛苦行为的同伴表现出帮助理毛和舔伤口的共情安慰行为。进一步证据还显示，损毁大脑内侧前额叶和脑干蓝斑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后大鼠疼痛共情的安慰行为和痛敏都会消失，首次提出动物某些脑区和神经化学物质参与介导疼痛共情行为[7-9]。另外，还有一些实验室在罗素·邱吉的实验范式下又得到一些新的实验结果，他们把小鼠看到熟悉的“笼友”被电击或听到与电击时播放的声音而出现的反应性木僵行为(条件反射)定义为恐惧共情(empathy for fear)[1-2]。2010年莱斯和盖纳的实验结果也得到了进一步证明，芝加哥大学心理系的一个研究组报道，训练5天~6天后大鼠可以把束缚在一个有门的透明圆筒里的同伴解救出来，并称这是亲社会的利他行为[2]。这些实验研究有力地证明了亚当·斯密、亚瑟·叔本华、查尔斯·达尔文和弗兰斯·德瓦尔等提出的道德是基于“同情和共感”而建立起来的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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