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年中篇小说中的国家形象

中篇小说容量较大却不放纵，依赖经验却又弹性十足，适宜的长度却能抵达想要去的深度和广度，以其体式优势受到刊物青睐和读者喜欢。从1949年到2019年，伴随着新中国的建设与发展，新中国70年中篇小说书写了波澜壮阔的时代之歌。无数个有质地、有温度的故事展现出中国大地上丰饶的情感和生活，表达出新中国的梦想与激情、曲折与前进、柔软与力量、艰难与宏伟，国家形象在文化的维度上被塑造、承载和传播。

七十年，沧桑巨变，风雨兼程。70年来，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封闭落后迈向开放进步，从温饱不足迈向全面小康，从积贫积弱迈向繁荣富强，经历了从新生到成长再到强大的过程。一时代有一时代之精神，一时期有一时期之文学。文学作为社会历史的镜子，它不仅能够映射历史的发展，反映现实与人性，同时还能照出未来的方向。新中国70年文学的建构、发展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相互呼应，形成了两条彼此相互参照的平行线，两条线中间的部分由国家形象所联结，历史悠久、勤劳智慧、充满改革活力和东方魅力的大国形象隐约出现却又无时不在。

一

中篇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种比较新的体式，一般我们会把鲁迅的《阿Q正传》视为第一部现代中篇小说，之后有茅盾、巴金、老舍、丁玲、张爱玲、沈从文、张天翼等人的中篇小说。但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发展来看，当代中篇小说的发展期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经历了“文革”时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以及新世纪中获得了稳定的生长空间，不断崛起、壮大、繁荣。而在不同阶段，小说所传达的社会和文学信息不同，对国家形象的认知与展示也有不同。

总的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中篇小说一直在艺术品质上高位运行，景象繁荣，内容和形式都呈现出与时代共享的价值特征和审美诉求，涉及城乡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以微处洞烛潮流，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体现了中篇小说这一文体把握时代生活的能力。无数个中国故事的书写，在文学的向度上把握和表达了新中国的历史进程，参与了国家形象的塑造。

文学中呈现的国家形象可知可感，又具有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不仅在于文字的细节性观照能力，也在于文本的可深度性挖掘能力；不仅是对象性的，同时也是主体性的。出于对新中国母体的体认，在文学中书写“我”“我城”“我家”“我国”，表达着一种由“家”到“国”的家国同构情怀。与中篇小说互为参照的过程中，国家形象随着国家发展时期的不同而发生着与时俱进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开始的“十七年”文学，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社会主义新形象树立在世人面前；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足音，国家形象在文学中又迸发了新的生命力；直至21 世纪，随着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整个文学也呈现出新的态势。“时间开始了”，在新中国时间里，中篇小说文体内部也在生长、变化、精进、成熟，在不断追求精神审美的新高度中，东方大国形象于其中呼之欲出。

1.社会主义形象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个新中国不同以往，不是君主立宪制，不是旧民主主义，也不是新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党带领全国人民艰苦奋斗，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经济，开启了建设。这一阶段的社会主义形象，主要指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国家形象，这些作品通过展现新中国的建设，以此展现一个新的形象。《中国新文艺大系：1949-1966年中篇小说集》里，共选编了27 部中篇小说，我们可以视其为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中篇小说的代表作。

现代工业题材作品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胡万春的《特殊性格的人》等，反映了在建设力量和建设资金异常困难的情况下干部、工人的劳动生活以及新旧意识的冲突。农村题材作品孙犁《铁木前传》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蕴含了新中国的人情美、人性美。柳青的《狠透铁》写出了初级社向高级社转变中，新社会形态与传统乡村伦理之间的博弈，尽管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新旧之间有种种对抗，但作家对故事的发展做了乐观性处理和理想化展望。由此可以看出，新中国的建设需要社会主义新人，新中国需要新国民，而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新国民的代表，也是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在个体层面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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